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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回归中华文化 深度探索中国话语

——第二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讨论会会议综述

来源: 浙江大学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   作者: 吴鹏    时间: 点击: 285

2008121920日,由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话语研究讨论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隆重召开。得益于第一界研讨会(2007.12,杭州)的良好反响和影响力,本届会议共吸引了国内知名的话语研究专家和青年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在“中华文化与中国话语研究” 和“中国当代重大问题的话语研究进路”两大会议主题下,会议对中国话语研究的理论建设和应用分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专家们的报告涉及面广,选题多样,论述深入,与会者颇受启发,对中国话语研究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1、中国话语研究的理论建设

批判主流话语分析西方中心主义,挖掘中华文化的精髓和要义,架构有中华文化气质的中国话语研究理论是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界达成的学术共识,也是历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讨论会力图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会议上,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对于中华文化及中国话语研究的理解。

清华大学王宁教授在题为“全球化本土语境中的后现代儒学建构”的大会发言中提出中国儒学经各时代的修正和完善之后,已经逐步成为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主导话语力量,我们应该从后现代和全球性的视角对传统儒学进行扬弃,重构“新儒学”,使其成为中国话语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同时从新儒学的视角对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进行批判和改造,使其成为世界多元话语共存格局中的一个部分。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曹顺庆等人提出中国文论话语重建主张后,其重要性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的大会发言“当代中国文论话语重建”讨论了中国文论话语的概念和基本话语规则。他指出,认为中国文论仅仅涵盖“气”、“风骨”、“神韵”、“比兴”、“妙悟”和“意境”这样一些范畴是不确切的;从一种文化的视阈来看,我们分析和清理中国传统文论是要研究这些范畴在文学中所呈示出的意义表达方式和文化规则。长期以来,中国文论研究被西方一整套文论话语所控制,基于此点认识,曹顺庆教授提出了中西文论对话的四个基本话语规则,即“话语独立”原则、“平等对话”原则、“双向阐释”原则和“求同存异、异质互补”原则。

浙江大学徐亮教授的大会发言“作为汉语文化的中国文学——考察中国文学及文化的一个视点”首先批驳了罗兰.巴尔特关于中文缺乏能指的误解,认为中文不同于作为语音符号的西文,它的能指不只是有区别价值的语音,还有以象形、指事、会意等为基础的先是图像性、以后发展为表意性的文字;我们可以从汉语文化的自身特点出发,研究汉语是怎样造就了中国文学以及中文写作的作用和功能,从而为中国式文艺学提供一种可能的注解。

中国海洋大学孟华教授的“书写的终结与‘去汉字化’话语的兴起”也对汉字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中国传统话语模式即为字本位性,表现为文字对语言和类象的双重抑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书写中心主义和许慎为代表的字本位小学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话语的基本模式。以此看来,近现代中国发生的“去汉字化”话语革命在与传统字本位话语决裂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导致了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孔孟的儒学思想和修辞思想对中国语言文化观的形成影响深远,浙江大学池昌海教授在“孟子的修辞思想”中指出孟子的修辞观可以分为普通修辞观和儒学修辞观。普通修辞观对言语的时间、地点和对象以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起源于亚里士多德论辩术的西方修辞观高度重视技术性理解,而伦理道德思想贯穿了孟子的儒学修辞观,具体表现为言与仁、言与礼义、言与道、言与位四个方面。

从一定意义上说,媒体不但宣传语言文字规范的,同时也在创造语言文字的规范,因此,媒体语言是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理工大学吴东英教授在“本土全球化与中华传播语言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回顾了与本土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相关的中华传播语言学研究,并提出研究“话语实践调整”和“话语实践重造”的重要性和方法。最后,吴教授讨论了传播语言学的多元化研究目标,并指出多元化理论的发展有赖于更多的探讨东西方理论的整合和更紧密的跨学科合作, 发展整合性的理论框架。

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语言实际使用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口语与书面语,中国社科院顾曰国教授在题为“话语活动的语言生态学分类”的大会发言中提出要注重对人类生活亲历体验,即语言使用的实际过程——“话语活动”——进行分类研究。顾教授将话语活动分为“地面承载话语”、“文字承载话语”、“空中承载话语”和“网络承载话语”等四个类型,并分析了上述“四载”话语与个人话语构建的关系及其实践意义。最后,顾教授以汉字“车”和佛经在华传播为例,探讨了人类话语过程的历时沉淀与生命周期研究。

天津商业大学田海龙教授在题为“话语与中国社会:话语生产过程之研究”指出作为社会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话语是社会实践主体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通过对中国高校教学评估不同文本的分析,田教授指出话语生产过程的研究涉及话语所体现的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等诸多话题,其中包括权力运作和再情景化两个话语策略。

2、中国话语研究的应用分析

      关注话语主体所生存的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是话语研究的目标和不竭动力。在积极建设中国话语理论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运用中国话语理论观照中国自身关心的、具有重大国内和国际意义的话语现象和问题。为此,本届研讨会从大量参会论文中精选出了一组针对中国当前现实问题进行话语研究的高质量论文,供大会演示与讨论。

发展研究是当今国际学术的增长点,城市发展是中国学界探讨的热点,中国话语研究者理应有所贡献。浙江大学施旭教授的大会发言“话语与城市发展:有关杭州城市发展的话语研究”用中华文化的视角和话语研究的模式,以杭州西湖2010年申遗的各种过程话语为例,分析了话语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运用文化话语观研究城市发展问题,并指出话语是城市发展的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的决定因素;民主的、人文的话语有利于关于城市发展的人类理想的实现。

福建师范大学刘亚猛教授的“话语观念与对台海两岸互动的再认识”将当代话语观念应用于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之中;在由“大陆涉台话语”、“与大陆相关的台湾话语”、“台海两岸话语互动”和“跨海峡话语”等范畴构成的一个新认知框架内,从话语角度重新反思大陆对台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指出将公众、研究部门尤其是决策部门的注意力引向两岸关系发展的话语层面有助于对台新思维的形成,同时也能改变存在于话语研究领域的空泛论述倾向。

外语学科的工具化倾向是外语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浙江大学吴宗杰教授在题为“外语学科知识谱系学考辨”中运用福柯的谱系学历史研究方法,对当今外语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进行话语考辨并指出,外语作为一种知识对象的出现是在一百多年里通过收拾、整理、扭曲、变形各种话语碎片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里,想象的“外语知识”,即外语学科作为西学,作为文学,作为今天的语言基本功,不断地被谈论出来,特有的学科规则被建立起来,外语教育的中国文化身份也随之被逐渐剥去。

曲阜师范大学鞠玉梅教授在题为“英汉学术语篇的元话语与修辞研究”的大会发言中以英汉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各二十篇为语料,分析了英汉学术语篇中元话语的修辞功能,探究学术语篇中的元话语在实现人品诉诸、情感诉诸合理性诉诸上的作用,同时指出不同文化模式在元话语的使用以及修辞诉诸模式上的共性和差异性。

中国矿业大学黄莹博士的大会发言“中西银行英文年报中总裁信的立场与介入性对比分析”借鉴Hyland提出的立场与介入性模型,对比分析了世界百强中的七家西方银行与中国五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开发银行英文年报的元话语使用,发现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西方银行总裁信中明显使用较多的表示立场和介入性的语言资源,追求情感诉求,反映出一种等同关系;而中方总裁信较少使用态度标记语,在个人态度和立场上不够明确,反映出一种权势关系。

3、会议启示

  话语活动是融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于一体的社会实践,因此话语理论和相应的研究范式必须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华文化弘浩博大,流丽万有,我们的话语实践饱蘸着中国文化的精义,研究中国的话语现象必须扎根于中华文化本身。特别是在当今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学术声音受压制的情况下,中国的话语研究者更应该带有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感,发展和创新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话语理论和研究范式,推进世界话语研究的多元化。

  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外交等问题层出不穷。从话语的角度去观察与反思,许多问题都可以找到回答,这是话语研究跨学科性和社会实践性的优势所在。中国的话语研究者不应拒绝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而应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的语境下发掘和研究反映中国和国际重大现实问题的话语现象,为中国的和谐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