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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召开第一次座谈会

来源: 杭州师范大学外院话语中心   作者: 谢秀婷    时间: 点击: 0

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成立

4月15日,为期三天的第二届话语与多元文化国际会议落下了帷幕,随即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生导师李宇明教授为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的成立揭牌,拉开了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新的帷幕。来自全世界35个国家的近200名研究话语学、跨文化交际及传播学的学者与专家见证了这个中心的成立,并为之喝彩。

4月16日,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罗卫东教授出席了座谈会,参会的其他嘉宾来自浙江大学法律系、社会学系、教育学系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所、天津商学院和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者与专家。会议由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范捷平教授主持,中心主任施旭教授首先就中心成立的背景、意义、近期工作计划及长远目标做了讲话。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应运而生

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在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也走向中国的国际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目前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国际语言学和话语研究界中东西方不平等的状况。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思想、研究模式和系统在整个世界的学术走向中占支配地位,导致了东方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在相当程度上被动地学舌甚至失语。施旭教授指出,这是我们不可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文化矛盾。这个中心的创立,具有社会和学术双重目标:一是为了切实地关怀和研究中国自身以及整个人类的话语现象和话语问题,以使中国自觉和提高,并促进中国和世界顺利地进行交流和合作;二是为了逐步建立既立足于本土又放眼于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文化多元的话语研究范式,以使中国学术界能以自己的声音和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学术界进行平等而和谐地交流,最终促进中国学者学术上的真正创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施旭教授提出了话语研究中心的工作任务:在2007-2008年定期举行有指导意义的学术研讨会,帮助科研人员和研究生进行具体的科研工作;以中心的名义和专刊的形式组织发表一到两组关于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文章,以杂志和专刊的形式引起大家对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问题的注意和兴趣;建立一个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语料库;开辟一个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网站,将已有的资源整合向公众开放;在2007年年底召开全国范围内的当代中国话语研讨会;今后两到五年组织编写和出版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教材;引进并翻译一套西方关于话语研究的书籍;作为国际杂志《话语与多元文化》的主编,施旭教授也将把中国当代话语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加强外语界和当代中国文化界交流与合作,把话语学研究和法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和传媒学等的研究结合起来,首先在浙江大学建立跨学科跨学院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公共平台课程,从话语研究的角度切入人文学科,并以话语为纽带把分离的人文各学科联结起来,使人文学科的学生能博采众长,扩大视野。与此同时,开设当代中国话语国际硕士班,吸引国际学生来浙江大学从话语的角度认识当代中国文化。

中心座谈会思想交锋、畅所欲言

施旭教授的讲话引起了在座各学科学者与专家强烈的兴趣,并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人文社科处处长罗卫东教授首先对施旭教授举办的第二届话语与多元文化国际会议的胜利召开表示祝贺,指出这次会议是在文化上把中国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罗教授还提议把中心即将建立的当代中国话语语料库作为一个部分融入学校其他学科如认知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仿生学等的整体语料库中。

就语料库问题,中心副主任吴宗杰教授提出了自己对语料库理解的两个层面:一个是把各种有代表性的语言搜集起来,而这在当代中国几乎不大可能做到,语料库的搜集并不是纯粹的放语料,这是永远放不完的。另一个层面是语料搜集的策略问题,根据研究目标来采取不同的搜集策略。吴教授还提出这个中心是学校的一个大平台而不是外语学院的一个平台,希望各学科老师以主人的身份来参与到中心的各项活动中来,并以话语的角度切入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然后把各自的研究成果带到这个共同的平台上,凝成包含中国生活各个层面的话语研究。从语言的视角来思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研究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经济时,可以挖掘义乌经济的成功发展与义乌人的方言所形成的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经营理念之间的关系。

随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王小章教授提出话语研究与传统语言学的区别问题:传统语言学比较偏重的是语言结构,语言获得机制等静态的研究,而话语研究关注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在社会中的运行过程,所以话语研究偏重于研究语言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我们既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配怎样构建了我们现实社会中的话语过程,同时这个话语过程又是怎样来建构我们的社会事实或社会问题。而传统的语料库问题往往偏向于把语言作为保护的对象,当代话语分析偏向于研究流行话语,如我们可以从中国近十年的流行话语如何演变来看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从二十年来的政治话语来看我们的政治如何建构并再生产社会现实;从文化权的角度来看,话语权更多的是涉及到多文化公民权,而不是传统文化如何去保护的问题。

吴宗杰教授对话语权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吴教授觉得话语权的问题恰恰是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联系在一起的。吴教授目前在做的一个研究,中国中医语言的可理解性问题,人们现在普遍觉得西医的说法准确可信,中医的所言很难把握。而这个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是恢复中医话语的权力;另一个研究是对新安江偏远山村采访60岁以上的老人的表述方式,通过语言来达到对她们的生活的理解,在这点上吴教授是很赞成王教授的看法的,不是简单的从方言的发音,语法结构来研究,而是从这群人的语言以及语言所构成的村落的关系来形成对她们的生活的理解,通过语言来关注她们的生活,关注真正草根式的中国文化元素是如何流传的。这实际上也是恢复中国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不是给一个话筒让人说话,而是理解她们所说的话,发掘她们说话背后隐藏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吴教授最后总结说,一方面他完全赞同王教授的观点;另一方面,话语权问题不是和传统文化的发掘脱离的,恰恰相反,通过话语的研究,把一些不能理解的中国文化要素挖掘出来变得可理解。我们从传统的语音、语法的角度去研究、保存方言,结果一些方言还是消失了,只有从方言本身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来研究,这样方言才能真正被保存下来。话语研究是站在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下来保护方言,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的。

范捷平教授认为这个探讨是多元的,两位老师的观点都不错,话语分析可以和社会学、政治学、文学联系起来,文学就是人学,研究人学也就是研究人们说话的方式,以及说话方式背后所蕴涵的价值标准。

浙江大学教育系张文军教授就此争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的话语系统在近几十年来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根据吴老师的观点,这些变化不仅不会对传统的文化造成冲击,反而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和工作能够更多地保存并宏扬我们传统话语中有力量的部分。但事实上在我们全球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很多传统文化中的话语权都丧失了,以致很多语言和文化的保存都成了问题。从西方的教育学的话语研究中可以看出很多话语都是批判型的,从种族、性别、社会分层来批判既有的话语霸权和话语方式。如果我们也按照西方的批判角度来做研究,很可能研究出来的结果在意识形态上会产生某种问题。这种度应该怎么把握,张教授认为教育部应该给大家一个导向。

而吴教授认为真正的话语研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因为它针对的是语言的问题,而且针对的基本上是现代性问题,如福柯所说,它不是针对某个主义来进行批判。

施旭教授补充道,用西方的价值观来批判中国的问题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我们就不赞成。要考虑中国自己历史的和文化的价值观。张教授点头称是,豁然开朗。

王小章教授就此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就算不套用西方的理论,问题还是会出现。王教授所理解的话语分析本身就蕴涵有很明显的批判倾向。即使用一种价值中立的方法去研究,很可能就导致对现实的一种批判,而这种批判不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批判。比如,story (历史) 这个词,为什么是his story”(他的故事)而不是 her story(她的故事)呢?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社会历史是男人霸权的,女性在历史上是失语的。在联合国谁倾听我们的呼声?为什么穷人的话就没人去听?说到话语权问题,为什么老百姓的上访层层受阻呢?只要我们关注中国现实的话语,肯定就会隐含着对现有意识形态的批判。王教授坦然说道,“但是从纯粹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不担心这个问题。顶多不让我发文章。”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并表示在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意识形态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研究话语这一块这个问题就特别明显。

范教授补充到,CDA本身就有“批判”二字在里面,“批判话语分析”。如果没有批判性,任何人文学科的发展都是没有前景的。

吴教授在英国师从Fairclough 学习“批判话语分析”,现在回到中国后,他说,“现在做研究,不太把‘批判’二字摆出去,而直接把中国话语里面灵魂的东西呈现出来,让人们自己去感受批判的是什么。”

天津商学院田教授说,“现在国外出的很多书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都注了引号,他们也注重文化多元的问题。我们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改革开放那么多年有那么多新的事物出现,我们的各个领域:教育界、心理学界、法律界以及经济界从国外都引进了很多行为方式及思维方式,其中都包含有话语的因素。语言的变化会导致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变化也会导致语言的变革,这种辨证关系也是我们话语研究的学者所要关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建设我们中国的话语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是,当代中国新话语,也就是研究当代中国的变革与话语之间的关系,中国这些年来产生了那么多新的事物,比如说,农民工问题、企业管理的一些新的问题,可能都和话语有关系,所以我们有一个小组也在研究中国的identity (身份)问题,这些都是通过话语来构建出来的。话语的建构作用,话语参与社会的作用还是不小的。张老师说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做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所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尤其我们做话语研究要注意的问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作为中国的学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我们不能把板凳坐到西方那里去,说中国如何如何,这也是中国学者的政治立场问题。

范教授评价,任何人说话都不可能放弃其利益、原则、立场,我们所要关注的是交流的过程中是否平等,我们的观点是否在平等的界面上进行沟通的,这是我们交际方面所关注的问题,这和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矛盾。

吴宗杰教授表示,这个问题恰恰说明了我们现在做中国话语的迫切性。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外国学者过来讲福柯的理论,他从福柯的视角来研究整个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得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的控制的结论。他用西方的立场批判地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语言特征,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基本都是站在这样的视角。而我们研究,虽然也有批判性,但我们不会纯粹站在福柯的视角,我们用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视角在国际上与他们对话。这个问题我们不去做的话,这个问题的阐释就被他们占领了。

田教授补充道,他为这个中心的建立感到由衷的高兴,并非常赞赏施旭教授的学术思想,我们应该让中国的学术走向世界,我们应该把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翻译出去,让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界有一席之地,有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也希望通过这个中心能够建立起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氛围与模式。话语研究是研究话语和社会的关系,没有社会学界、心理学界、法律学界、教育学界等的支持,单一的外语学界要做好这件事情很困难。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的赵蓉晖教授在会上敏锐地捕捉到了两个趋势,并予以指出,一个是研究语言的学者已经跳出了语言结构研究的框框,另一个是研究外语的学者开始非常密切地关注本土的问题。这两个趋势非常好,上外也想在语言学和跨学科跨语种方面来做些研究工作,从外语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来为国家的发展做一些具体的研究,赵教授希望学术界同仁在这些方面多合作多交流。在跨学科研究中,每个人的研究出发点都是不一样的,社会学、教育学、法律学等都有自己的研究出发点,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做话语研究还是做发展战略研究,在提出一个宏观的工作战略后,有些工作是必须落到实处的。在话语权问题或语言发展战略问题上怎么样才能不触犯一些原则性问题,是需要把工作落到实处的,比如在教材设置、教学方法里怎么去体现这些问题,希望传统研究和应用研究不要脱节。施旭教授主张要争取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赵蓉晖教授提出不仅国际话语权问题值得研究,国内的话语权也是值得研究的。比如社会各阶层的交流问题,抛开意识形态问题,任何一种政权下,由于社会的分工、经济条件等差异这种阶层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怎么去看待阶层,阶层的交流永远存在着障隘。除了社会阶层交流问题,就连男性与女性在交往风格上也是有差别的。比如女性倾向于暴露自己的弱点,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而在学术话语中,这就是一个信心不足的问题。这里有一个语域的问题,在特定的语域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话语风格,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交流目的。话语研究,不管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都是希望能达到一种和谐的交流。大家都在谈平等的问题,赵蓉晖教授提倡一种正视差异的前提下提倡平等。

浙江大学法学院翁里教授提出话语问题和话语权问题是有区别的,前面吴老师提到的真正的话语研究中不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可能说的就是话语问题,而话语权问题就与意识形态挂钩了。还有人权问题,西方社会对人权的定义是自由与民主,而对我国政府来说人权就是一个吃饱穿暖的问题。这些话语可能就得通过交流沟通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了。现在研究中国的话语一定要把社会、经济、法律结合起来。最近有报道说满语即将消失,有些语言学家可能会为方言的消失而感到可惜,但翁教授觉得是历史的必然,专家再怎么抢救也是枉然。但有些方言就不会消失,比如温州话,温州人很会做生意,全国各地都有温州人的声音。话语研究与经济、政治都是分不开的。

教育学院刘华教授也就意识形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意识形态问题,涉及到学者的权利问题。作为研究话语的学者,学者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即使在关注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触犯意识形态问题时,站在学者的立场上还是得去触犯,这没有关系,否则就不是学者,否则就成了政治的附庸、官员,我们不必要考虑会不会触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才是一个学者的话语权。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恰恰就是要去关心社会上那些没有话语权的那些阶层。研究中国话语,是否可以从话语研究的一般理论问题着手,划分出话语类型,比如霸权型话语、民主型话语、逻辑型话语或情感型话语等等。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标准来划分话语的类型,可以就当代中国话语有哪些类型做一个梳理;这些类型有些什么结构,比如霸权话语中究竟有哪些因素构成了霸权型话语;不同类型的话语有什么特征?不同的说话方式属于哪些方面?人格?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我们可以就不同话语类型划定一个标准。在研究话语时,我们还是不要忘了追根溯源地研究这种话语的起源及演变过程。

上海外国语学院赵教授给中心提议说以后讨论时可否把“权”字去掉,“权”很容易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索性就谈“话语”,而“话语权”只是“话语”中的一个话题。这样学术讨论起来更容易一些。

提到“权”的问题,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张文军教授提出问题:中国人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话语权扩大,各阶层的话语要如何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而我们学者要代表哪些团体来发出话语?这个“权力”应该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王小章教授回答说,“我们做研究时,没必要弄清我一定要代表谁,没必要事先预设自己的立场,我们不希望西方人在西方的立场上持一种西方的方法来批判我们,但我们也不应该预设民族主义的立场来做研究。现代中国有些学者担心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话语权总是喜欢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王教授主张,现在全球化了,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所以我们没必要去预设。话语研究相对传统语言学研究,在视角上有一个转换,确实会牵涉到 “权”的问题。王教授认为,这个“权”不一定是rignt(权利)也不一定是power (权力)问题,而是“资格”问题。

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黄会健教授提出对世界语言多样性保存的意义,在分析哲学中,把语言阐释清楚了,分析哲学也就清楚了。在传统语言学上,还是不应该割离传统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至少功能语言学和话语分析是相似的。另外,谈到话语分析问题,大家对意识形态问题比较担忧,黄教授提出只要大家的出发点是为了整个民族的和谐发展,为弱势群体争取话语权利,让他们在社会上有个地位。关键还是和谐社会。现在西方社会中,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判话语分析)已经成了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正面话语分析)。从正面的方向去分析,提倡好的东西。另外,黄教授还建议话语分析还是要和哲学很好地结合起来。

最后,李司长为中心的第一次会议做了精彩的总结发言,李司长指出现在我们社会对话语研究有很大的需求,从国内来说,我们还有很多人都不会讲话,我们有一套僵化的话语模式,这套话语模式老百姓不大喜欢听,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文件就是这样。这次温总在日本国会的发言,这种话语模式就非常好。所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话语模式,话语研究就要研究这些话语模式,然后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减少不足的地方,比如德国人关于二战的道歉和日本人关于二战的道歉,德国人认为道歉还不够,日本人认为他们天天在道歉,为什么德国人的道歉我们都接受了,我们认为日本人对历史没有很好的反思。这里面有很多历史、政治原因,那如果从话语、话语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东方人与西方人道歉模式的差异。在话语方面,李司长觉得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方面,比如说,话语结构模式,刚才讲到性别交往的不同模式,实际上,我们教师,学者,以及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话语模式,为什么有很多学者、官员的心眼很好,但是大家一听就觉得是官僚主义呢?官僚主义有什么样的特征?

现在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走向中国。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国话语模式,旅游的时候怎么样表达才合适?和美国人怎么对话,我们想着他们和中国人一样,最后,最高领导人有表决权,所以他们国会投票的时候我们从来不重视,等他们投好后就晚了,总统的否决权是有限的,和中国不一样。另外,中国人就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一定要中国人把“军事费用”说清楚,中国人认为军事保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美国人老要我们说清楚呢?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话语模式的问题。美国人的话语模式是,你有多大的能力,你有多大的力量,你就应该有多大的权力,你就得讲清楚你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想要分到什么样的利益,在谈判桌上说清楚,不要造成误会。而中国人说,我什么都不要,我从来没有想到去和你美国怎么做,我从来不想去侵略别人,我们越这样说,美国越害怕,你什么都不要,你这么大的大陆军队力量,还能把天上的卫星打下来,你能什么都不要么?你一定是想要东西,只是偷偷地想要,不说出来罢了。李司长说到这里,大家不约都笑了起来。

李司长继续说道,很多中国人去国外旅游的很多,大声喧哗啊,吃饭时候的一些情况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人的形象。所以这是一个很广泛的很长时间以来被忽视掉的问题。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只有一种话语模式,到了今天我们需要讨论不同的话语模式,从消极的方面来讲,减少误会、减少冲突;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我们要建构新时代一种新的话语模式。实际上无论是国内的话语模式还是国际的话语模式,实际上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从和平年代开始之后有很多是话语冲突造成的,由话语冲突而致其他冲突,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还有很多方面。李司长继续说道,这次两会,有些人大代表就说现在法律上的一些语言,比如物权法他们读不懂,还让他们举手投票表决。实际上,现在的法律语言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法律阶层,让老百姓失语啊。法言法语就必须要律师才能看懂,人大代表举手表决就看不懂。我们一位领导人说过,大多数劳动人民已经被法律语言边缘化了。我们要依法治国,大家都看不懂,怎么样去依法治国?过去毛主席也说,什么事情别弄那么多法啊,要找律师打官司,老百姓什么都不懂,那当然是个人治社会。在台湾也有提出司法语言改革的问题;在香港,到现在,司法审判用的语言是英语,只有一次是用普通话说的。其实法律审判问题也有个话语权问题。还有我们很多大学是干什么的问题。 大学,表面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挺起劲的,其实全社会的人都不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觉得是一群怪人在那儿讨论点问题,写点文章,大学的功能社会不了解。虽然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来上大学,但是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专业很热?大家认为学金融的将来出去一定有钱;学法律的将来出去就可以打官司,他们家有事就一定能打赢;学管理的将来一定当干部,回去能够管理很多事情。所以大家老是抱这样的态度,但是大学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这是我们在今天,不止一种话语模式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李司长语重心长地说。

接着,李司长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提出话语权是一种权利,是right 而非power。为什么说是话语权利?事实上,话语权利是人权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个人表述思想的时候的一种权利和方式。按照语言学家的说法,我们生活在客观世界里,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在语言世界里。我们生下来就学会了一套天然的话语结构,比如说,我们今天基本上是一套军事话语加工程话语构成了今天的话语。比如,我们这条战线怎么样,会议召开了是胜利召开,在战争年代能聚在一起开会就不简单,现在大家聚在一起很容易了还是顺利召开。然后是工程话语,构建什么什么平台。这样军事加技术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话语结构。的确,我们现在很多事情不大适应用现代文明的方式来表述。在思想深处,它成为我们改革的很大障碍,但我们还真找不到什么话语来取代它们,不说“战线”我们能说什么?我们不称“同志”了称什么呢?称“朋友”?称“女士”?称“这位先生”?这也不大习惯。

当然,李司长继续说,我们现在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中国有很多弱势群体,刚刚有位先生提到上访的问题。李司长觉得,如果我们这个研究如果做得好,会减少上访的问题。我们要研究上访人员究竟是在失去哪些权利之后去上访,一般人哪能吃了饭没事,天天跑去上访啊?特别是群体事件。为什么导致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一定是有一些民情没有上达。过去上访,有这些人比较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转业军人,包括第一次就业后到了单位又被下岗的,还有拆迁、改制、下岗导致的一些人员问题。然后,他们上访谈的是什么问题?我们会发现大多是历史问题。比如说民办教师很多上访的,这和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我们要能够协调这些问题。再比如说教育问题,我们现在对教育都很不满,教育之中的人对教育不满意,教育之外也对教育不满意,但是大家究竟怎么样对教育不满意?讲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研究之后就会发现,原来他们不满意的事情有时候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比如说,高校乱收费,讲得基本上是民办学院,不是正规院校收费问题。但是,新闻工作者不知道,一概以论,说整个大学都是教育乱收费。另外,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讲究和而不同,这些不同的话语之间如何去沟通,怎样去相互理解、接受?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在世界上有多少话语权。当然,作为中国人,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官员、还是老百姓,没有一个是希望中国乱的,希望中国在世界上被人瞧不起的。这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所以学术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种批判精神。现在还有一些评价话语,比如说评价浙江大学,用什么来评价?在SCI等国际杂志上发表了多少论文?就光这一个标准就把整个话语结构给覆盖了,然后社会科学根本没有话语权,就是评一个奖,人们也要问,你这个奖相当我们理工科什么奖啊?你这个教授相当于我们院士啊还是什么?理工科的标杆一放这儿,人文社科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这些都很有必要去研究,当然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还涉及到其他政治经济等。李司长觉得,人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表达的权利,一个是思维的权利,这两个方面都和语言有关系。另外,中国人如果不能用汉语在国际上讲话,尤其是在中国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中国人不能用汉语,对中国人是很不公平的。不公平在于,不用汉语,对某些中国人来说,就很难很好地表达思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失语,比如,世界上很多学问,第一手资料都要通过英语过滤了才能看到。我们知道,方言的东西一纳入普通话后,很多东西都会失掉,失去它的原汁原味;或者说草根文化,用精英语言去做也会失掉原汁原味。比如我们对鄂伦春语和蒙语的研究,对德国文化的研究,我们要用英语的文献才能读到,什么东西都要通过英语来过滤一下才能得到,这对整个人类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它会危及到整个人类的文化完全,危及到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积淀,这些都值得反思。西方批判的东西很多,其实我们的学者本身就是天然的反对党。西方的学者,今天是学者,明天说不定就成为了政府的官员,上一届他在政府里面任职,他是政府的官员,这一届换届后他就在大学里面任教做研究。所以西方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之间的互动很好,我们的学者就是学者,官员就是官员,官员永远进不了学者的思想境界,学者的智慧也永远进不了政府里面。我们如果有这个中心,大家研究的课题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有些帮助、对政府决策有些帮助,比如说,我们希望一个总理在代表中国讲话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话语,我们希望教育部的官员讲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有一次,我们问白岩松,在他心目中教育部官员应该是什么样的?新闻媒体老批评教育部官员官僚主义,和公安部和很多部门相比,教育部不应该成为一种衙门,白岩松认为教育部的官员应该象老师。在我们的话语研究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什么叫话语,话语结构中有些什么问题?理论上怎么样去梳理?它和相关学科的关系?研究这个冲击到意识形态怎么办?涉及到话语权力的时候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李司长认为,正是因为有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话语研究才有它的学术魅力。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它也就没有学术魅力了,什么问题中央文件都定了,我们跟着说一说,那我们学者的学问也用不着去做了。我们这个学科是建设型的、新型的,有很多问题是没研究之前就能够看得很清楚,有些东西就是迷迷茫茫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跟语言相关的学科,而且和语言相关的学科现在发展很快,现在语言学的概念已经有很大的扩展而且是和相关学科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形成不同的流派,特别是我们要如何形成和我们民族关系密切的东方人的学术范式,我们载着几千年文明做的这个话语研究一定会在世界上有自己的风格。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学术研究领域里很少形成自己的学派,而西方有很多学派,中国人有的只是宗派,宗派斗争史,师门传承很重要。而我们学派很少,李司长认为,如果我们能在世界学术界形成一个中国学派或东方学派将是相当好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这个中心能够做到跨学科跨院校跨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很高兴看到浙大各位学者对这个事业的关心和重视,我也期待着这方面的研究成为我们国家新世纪发展的推动力。

最后,浙江大学胡建淼副校长代表浙江大学对李司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中心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余华)